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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如果要从民国军阀中挑选一人负责军工建设,阎锡山无疑是最佳人选。山西军事工业的异军突起,实际上几乎就是阎锡山个人推动的结果。

军阀阎锡山的自造武器:自己用屡战屡败,到了八路军和新四军手里竟成了杀敌神器?

本文为“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广大读者转载到朋友圈。

如果要从民国军阀中挑选一人负责军工建设,阎锡山无疑是最佳人选。他从1920年开始,将山西巡抚胡聘之在光绪年间草创的修械所扩建为“军人工艺实习厂”,这一年从上海买回的子弹制造机正式开机,每日可制造子弹2万枚。随后,阎锡山便开始逐步完善上下级配套工业,逐渐建立起机械厂、熔炼厂、翻砂厂、制酸厂、炸药厂、无烟火药厂、炸弹厂、炮弹厂、枪弹厂、弹壳厂、炮厂、引信厂、罐头厂等一系列军工企业……到1924年,太原竟然开始着手尝试制造飞机。


在军阀混战和抗战时期,晋造军火除了装备晋军外,还曾远销西北、广西和四川等地,成为在军阀部队中有一定影响力的“品牌”。下面我们就给阎锡山在山西攒出的这些武器装备打打分,看看这些武器与当时中国军队的最先进水平有多大差距。

 

 品种齐全的晋造火炮

 


造炮无疑是阎锡山军工建设的最大成果。1932年之后太原一度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火炮生产基地。虽然晋造火炮性能不算突出,但因为贴近中国情况,反而比不少进口火炮更受中国炮兵喜爱。

 

清末的中国军事工业虽然举步维艰,而且大多是封建官僚用来邀功和增强个人权势的工具,但总有一点办工业的样子。到了民国年间,军事工业本应扩大,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面临日本侵华的威胁,国内竟然没有几家能够制造身管火炮的兵工厂,岂不怪哉?山西军事工业的异军突起,实际上几乎就是阎锡山个人推动的结果。

 

在阎锡山的强力推动下,太原兵工厂逐渐建立起较为完整的造炮能力。当然,太原兵工厂受限于政治经济实力,所制造的火炮不如中央军从欧洲进口的火炮先进。例如抗战前从德国进口的150毫米sFH 18和105毫米LeFH 18,不过这些进口炮虽然性能先进,但价格高昂,而且是为西欧和中欧作战环境量身打造的。也许有朋友会问,都是火炮,西欧和中国的差距在哪呢?这差别还真挺大的。比如中国采购105毫米LeFH 18轻榴炮之后,发现一个问题,这款火炮无法用骡马等大牲口挽拽行军。


阎锡山


阎锡山和他的兵工管理团队在这方面做出了相当多的努力。例如抗战期间中国军队最主要的中口径火炮,就是晋造13式山炮。晋造13式山炮系1924年(民国十三年)太原兵工厂根据日本出口的大正6年式山炮仿制而成的。大正6年式山炮实际上是日军制式四一式山炮的简化修改版,除山西太原兵工厂外,1921年(民国十年)汉阳兵工厂、1925年(民国十四年)沈阳兵工厂分别根据进口的日制山炮仿制了汉10年式和辽14式75毫米山炮。


1948年,山西太原兵工厂工人在仿制日式 94 式山炮


日制四一式山炮射击精度好、易分解,采用液体弹簧式复进机和双轮复单腿式炮架。其机动方式为2马挽拽或6马分解驮载,也可以由炮兵排13人背负行军。与四一式相比,中国仿制的山炮射程有所下降,但仍可以采用日军弹药。1929年(民国18年)太原兵工厂仿制成功了德国格鲁森88毫米野炮,命名为18式88毫米野炮,1936年至1937年山西太原兵工厂共生产150门野炮。


由于阎锡山在兵工发展过程中,过分强调不受德国或日本任何一家钳制,加之自身工业基础较差,晋造火炮的质量并不突出。像曾以西北实业公司机器厂管理处处长身份统管山西兵工企业的周维翰就曾在回忆录中承认:“主体及内部零件尺度因一丝之差,影响甚大,每每一发即坏。”在忻口战役期间,阎锡山所部的晋造火炮在连续射击后出现身管弯曲变形的情况,受到部队的指责。

 

至于晋造火炮的战斗力,为啥是“???”呢?原因是这款火炮颇有点像传说中的“神经刀”,晋军自用屡战屡败,但是落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手里却立刻成为杀敌神器。例如新四军一师在抗战大部分时间中全师只有一门人送绰号“老黄牛”的晋造山炮,它是1941年初,新四军在苏北曹甸战役中,从韩德勤的89军手中缴获而来的。据时任一师炮兵连指导员的开诚回忆,“老黄牛”不但曾在陆上与日军作战,还曾被安置在船上,成为新四军口径最大的“舰炮”。

 

思路独特的晋造轻武器火炮

 


除了火炮之外,阎锡山的兵工厂也制造了一大批颇有特点的轻武器。与造炮相似,阎锡山造枪也特别强调山西“省情”,经常与当时国民政府的陆军和兵工署唱反调。早年晋军曾大量从汉阳兵工厂购买汉阳式步枪。但包括阎锡山在内晋军高层对于汉阳式步枪并不看好,相反认为日军的三八式步枪更为可靠。


1936年,绥远抗战期间的晋绥军,使用的是晋造仿制日本三八式重机枪


考虑到包括山西在内的中国北方风沙较重,而三八式步枪在设计之初就设有防尘盖,阎锡山等人的看法不无道理。当然,也有回忆认为阎锡山选择三八式步枪主要是为了采用日军的6.5毫米友坂式子弹。这种子弹装药量比7.92毫米子弹更小,因此每一粒子弹造价更低,用周维翰的话说就是“枪弹还能省料省药”。


既然以6.5毫米子弹作为晋军制式口径,那么在重机枪方面自然也要采用相同口径。太原兵工厂原本能够仿制7.92毫米的马克沁重机枪,但阎锡山与部下经过演习和作战发现山西全境缺水,马克沁采用水冷设计,在山西作战十分不便,因此便力主改用日式三八式6.5毫米气重机枪。


1948年,山西太原兵工厂工人在制造武器,似为太原仿制的日式重机枪散热片


到中国军队引进捷克式轻机枪时,太原厂为了统一口径,将其改为发射6.5毫米子弹的版本。直至抗战爆发,太原失陷,阎锡山向国民党兵工署领用子弹,却发现兵工署手中只有7.92毫米子弹,这才要求已经过河的西北制造厂将新造的步枪、轻机枪改用7.92毫米口径。


除了制造步枪和轻重机枪外,阎锡山晋军还装备了山西自制的仿“汤姆逊”M1921型冲锋枪和晋17式半自动驳壳枪。晋造“汤姆逊”曾一度是中国北方各部队手中最有杀伤力的速射火器,我党领导下的红军和八路军都曾在部分精锐部队中集中装备晋造“汤姆逊”。但据部队反应,晋造冲锋枪金属部件加工粗糙,尤其是枪管多有瑕疵,若保养不及时十分容易出现卡壳甚至是炸膛的恶性事故。

 

质次量足的晋造弹药

 

一般而言,弹药是中国各省军阀在办军工时首先突破的领域。太原兵工厂生产的弹药虽然品类比较齐全,但除木柄手榴弹外,几乎每一款晋造弹药都有极为严重的质量问题。山西全境多山,因此阎锡山在创建兵工厂之后,首先要求太原厂生产“炸弹”,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手榴弹。

 

冯玉祥部队在中原大战中获得了一批晋造手榴弹,使用后惊呼“又干又脆,一炸粉碎”。而太原厂后来又根据部队的反馈,制造了装药量更大的晋造头号手榴弹。

 

不过晋造的枪弹和炮弹就没有这么好的名声了。太原兵工厂下属的火药厂和子弹厂都是在汉阳兵工厂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最初生产的无烟火药每一批次膛压均不一致。1924年洪中、李梦淑以每磅8角价格包制,阎锡山认为合算。但日本留学生张恺制造火药却能将成本压至每磅3角,洪中等人遂离开太原。其后太原厂逐次突破速燃无烟火药等技术瓶颈,终于掌握迫击炮弹抛射药和冲锋枪弹发射药制造难关。


1948年,山西太原,负责执勤的阎锡山守备军士兵,手持三八式步枪,太原兵工厂曾仿制过三八式步枪


不过因为太原厂在火工品和弹药生产方面过度控制成本,厂长等进行包制牟利,加之太原厂金属加工设备保养不足,因此产品质量堪忧。早年仿制汉阳制57毫米山炮弹,炮弹经常出现膛炸和出口炸的事故。


直至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炮兵部队反应我党领导下的大连建新公司生产的75毫米山炮炮弹容易产生膛炸,建新公司派人赴部队调查,发现膛炸的炮弹并不是大连生产,而是缴获的山西造75毫米炮弹。直至此时,晋造山炮弹的表面处理工艺仍不过关,与大连造及国民政府兵工署的渝造相比,弹体表面凹凸不平,部分弹药甚至无法装入炮膛。其他诸如晋造步枪弹无法与机枪通用等问题,从1930年前至1949太原解放为止,始终是太原造弹药的通病。

 

 振翅难飞的“晋造”飞机

  

除了火炮、轻武器和弹药外,阎锡山在太原同样造过更“洋”的玩意,这就是汽车和飞机。当然太原兵工厂造汽车造飞机,均是采用散件组装的方式,全部部件依赖进口。

 

1924年他在太原兵工厂下面设立飞机厂。阎锡山的航空工业计划是受到奉系军阀的影响,他一度希望能在晋军中建立一支拥有40架飞机的航空队,预先设定了“鹏程万里”的四字编号,每个编号下有10架飞机。1925年山西督军府秘书、留法学生潘连茹从法国购回两架“高德隆”式飞机,编号为“鹏”1号和2号。同时在太原北门外的光社村建立简易飞机场。

 

法国运回的“高德隆”经过太原兵工厂飞机厂的组装,在这一年初秋由法国飞行员黎毛驾机试飞。当时晋军将领大多没有见过飞机。例如曾担任第四混成旅旅长、督军公署参谋长的赵戴文看到天上的飞机后立刻以浓重的五台口音大呼:“真个奇怪咧!”逼得阎锡山连连阻止他出洋相。但“鹏”1号起飞后不久就因为撞上电灯杆而起火坠毁,黎毛也成为山西历史上第一位空难的牺牲者。


 1937年,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与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战士,他们手持的就是晋造汤姆逊冲锋枪,缴获自阎锡山的部队


但阎锡山并不气馁,他启用留法学生王德安担任兵工厂飞机厂厂长、杨玉山担任山西航空预备学校校长、王骏发担任北方军总司令部飞行场场长。1926年冬航空预备学校正式开会,第二年又改名为山西陆军航空学校。同时,阎锡山又从法国欧亚洋行订购了两架水上飞机和五架“高德隆”,从德商礼和洋行订购了容克斯运输机作为自己的座机。5架“高德隆”中有两架是现货。


此外太原兵工厂飞机厂还通过欧亚洋行弄回了两架来历不明的飞机,分别是“法曼”式和“布雷盖”式,当时称为“玻璃盖”。但是1927年5月,山西陆军航空学校第一个具备放单飞能力的学员朱继武在执行散发庆祝北伐传单任务时失速坠毁,再次让外界对飞机厂组装飞机的质量以及晋军飞行员的素质产生了怀疑。这年冬天,晋军固守娘子关,阎锡山派两架教练机驻守阳泉,归陆军第二师调动,曾多次飞临战场上空,但因为缺乏武装,仅能用于鼓舞士气。1928年王德安调任平汉铁路局机务处长,1929年王骏发调天津市工务局长,由于专业人才调离,太原兵工厂飞机厂和陆军航空学校先后撤销。

 

由于晋军缺乏战斗机和轰炸机,教练机面对蒋介石从欧美进口的“红尾机”(战机尾翼有红色标记)时连自卫能力都没有,因此在1930年中原大战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随着德国机械师调离,连阎锡山的“容克斯”座机都因为维修保养不足,备件质量太差而发生坠机事故。1936年阎锡山派水上飞机袭扰红军,结果飞机失踪,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山西方面调查仍不知道这架飞机最终结局如何。由此可见阎锡山造飞机,从头到尾都没有对战场产生过任何一点影响。


从上面这几款代表“产品”我们可以看出,山西的军工在阎锡山的推动下,确实有相当发展。生产的产品虽然大多充满“土气”,但却比较贴合中国国情,在合理使用的情况下可以成为抗战战场上的杀敌利器。


但因为阎锡山自身在军队建设方面有诸多问题,晋军作为当时国内少数能够得到较为完整军工体系支撑的军队,在历次战争中表现都不算出色。这也使得阎锡山晋造武器的名声不响。但必须承认,阎锡山在抗战前,以山西军阀之力,竟然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军工体系,其建设能力在国内军阀中堪称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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