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孟京辉\x26amp;张献讲座:“物质生活永远不要比,你跟李白都不用比”

摘要: 不管成功和失败,我们对未来的设计是什么,对未来戏剧的设计是什么,这其实很重要。

文/浙江日报 陆遥


昨天下午,导演孟京辉和艺术家张献坐在浙江美术馆报告厅右侧第一排,放松地闲聊着。这两个曾闯荡当代戏剧圈的老朋友,仿佛有一肚子话要说,手指在空中不时比划。



张献,剧作家、剧场导演、社会编舞家、临界情境主义者、生活艺术和异质现实制造者。提起上海的实验剧场、先锋戏剧或者小剧场戏剧,张献是个绕不开的名字。这个被圈内好友损为“台词在生活中都说完了,怎么写剧本呢?”的戏剧人,30 年来一直活跃在戏剧界——虽然他写的很多东西依然没法公演,只能成为“抽屉剧本”。他从艰难的地下艺术创作与实践中求得生存与发展,长期从事报刊杂志、舞台戏剧与电影的写作、编辑和策划,发起组织、主持多个民间艺术团体及剧场空间。


舞台上,两位中国戏剧的领路人,一黑一白,坐在灰色的圈椅上,调整了一个舒服的姿势。背后像课堂上的幻灯片一般,打亮了硕大的背景:“戏剧:第100种可能的人生。”


舞台下,是许多年轻的闪闪发亮的面孔,他们是爱好者、从业人员、学生、志愿者……他们来到这里,只为接受一场关于戏剧的“洗礼”。



这场没有讲稿没有彩排没有一切准备的对谈,一开场,便是两个老朋友的闲话家常。

孟京辉首先拉开了回忆之门,两人最早见面是在1989年5月,南京的小剧场戏剧节。孟京辉还是中央戏剧学院的研究生,当时张献排了一个戏叫《屋里的猫头鹰》,这是当年戏剧节里唯一一个有实验性争议性的作品。

那时候大家谈论最多的是戏剧危机,好多人都在着急戏剧没人看,没人演。《屋里的猫头鹰》,从人物设置到整个编排,到故事叙述的方法都别具一格,为此专门设置了一个讨论会:“如果这个戏要存在的话,那我们的戏剧将往何处去。”

“南京小剧场戏剧节,被称为中国戏剧的救亡。小剧场的概念刚刚兴起,似乎是把大剧场砍去三分之二,那观众就满了,可是不是那么回事。”张献也跟着回应,“原来的那套文化要重新定位。我当时觉得我们生活在那里,我们要生活下去而不是老是思考,《屋里的猫头鹰》和以前戏剧所讨论的东西完全不相干。我说这个戏剧在上海引起那么多问题,到南京怎么办?他们说中戏有一批人不错。讨论会上,有专家说起这个戏的虚无,不给信心和明确的方向,反而加深我们的虚无,让我们怎么活啊?然后老孟就站出来说话了。

“我觉得非常好,你们那个时代过去了。”

那是实验戏剧刚萌芽的时代。上世纪80年代以前,话剧作品多是现实主义风格的。80年代以后,中国的话剧舞台上开始出现了探索话剧、实验话剧,这些话剧开始用表现主义、荒诞主义之类的手法,描述人生。这些话剧后来被笼统地称为“先锋话剧”。


他们接着又谈起了现状。


孟:过了那么长时间,最近你在忙什么,你一直在写,我也看到了你有各种各样的作品。


张献:在这个世界上很难解释我在干什么,刚刚老孟说的阶段是我的第一阶段,我们还在做文本戏剧、先锋戏剧。再往前走一步就是身体剧场,身体剧场就是不说话。1994年是中国戏剧的重要年份,这个年份当中孟京辉写出了《我爱XXX》,牟森做了《零档案》。我做了两种工作,一种就是跟语言告别的《拥挤》,一个人从头到尾说话,到最后崩溃,请求另外一个人说话,“你说句话吧”。很多人创作自由,但是对我来说语言的创作自由在上海告一段落,我必须转向身体。紧接着进入社会剧场。现在是作为无形表演,把人生作为一种一贯的行动,实际上是在个人主体的建造性的生活里面,年龄不断地更替,社会阶层不断地变化,被推到了这个位置。



“物质生活永远不要比,你跟李白都不用比”


今天的活动,与其说是一场对谈,倒不如说是一次问答会。因为仅仅20分钟之后,现场便交给了观众。

这或许是两个有着常年戏剧工作经验的人之间的共识:和戏剧的表现力一样,更希望通过与现场观众形成“互动场”的方式,来阐述戏剧对于生活的点滴影响。



一位年轻的戏剧从业者很快提问,“年轻人做戏剧日子挺难过的,孟导对于这些在挣扎中的人有什么忠告?”

怎么叫活不下去?我没见过一个人搞戏剧的饿死在街头的!”孟京辉听得有些激动,嗓门也不自觉大了起来,发出一了一串“连珠炮式”的质问:“咱们拿手机出来比一比,我这就是iphone5s,人家一年换一个;我这个皮鞋200块钱,他们随随便便都是600块;我去外面馆子吃菜,20块都觉得贵,旁边小孩一桌菜400多块。”


“我们那时候80块钱做了整个戏。到地安门门口找卖冰箱的零件,钉了一面墙,所有人把自己心里的话写上去,弄了一个很漂亮的布景。没有钱,你把你的床单弄上去也很好看啊。”孟京辉对张献说起自己最早排练的窘境,穷得连被子都买不起,一块垫子配一件军大衣,盖了2年。

张献也跟着补充:“牟森专门挑着饭点去找人,没地方住都是别人安排的。我在上海的时候也没有钱,什么粗活都干。最少的时候手里只有3毛钱,都想不到是怎么活过来了。”

“我们的戏剧真正需要疯狂的,有强烈自由色彩的,对自己的生命有感悟的人,就足够了。这些人就赶紧去搞商业去吧,脱离我们的队伍吧!”孟京辉认为,有一些障碍,有一些经济困难,但是你翻过去不就完了吗?



商业太easy,不值得聊


进入被资本绑架的时代,戏剧的艺术性和商业性之间的话题又再一次地出现。

“这个问题我最不愿意谈了,我们有大量的时间,还没有聊完艺术。商业这个事,你着什么急啊?”孟京辉用浪漫主义“怼”起了观众,“全世界有多少人赚了2个亿,但是如果你有一个特别美妙的想法,一个美丽的瞬间,我愿意放弃这2个亿。”


孟京辉举了一个例子:此次受邀来杭州当代戏剧节演出的荷兰斑比剧团,演戏的六个小时内浑身出汗,什么都不想。



张献也说起最近的经历:“9月9日,我们在上海做了一个演出,没有剧本没有导游没有排练,没有一分钱,只是一些认识的人。演出却非常成功。”


戏剧的第100种可能的人生,就在这里出现了。孟京辉推荐了青年导演陈明昊的《卡拉ok猪》。“月底就要演出了,但是到现在还没排完。19个演员来自各行各业,有插花师、美术设计师、摄影师……各种奇奇怪怪的职业。他们会把他们在生活中的所有东西给到现场。你能感觉到一个导演可控和不可控之间的东西。”


在他看来,你要吹牛,你就要多做点好作品。


剧场,还是要和公众发生一种现场的联系,这是生命


粉丝的到场,也让现场作品研讨的气氛越发火热。有人认为新版《恋爱的犀牛》不如老版有冲击力,有人提出《臭虫》可以修改一些情节,孟京辉都虚心听取,照单全收。

周围的人都在谈戏剧商业,怎么做大做强做高。有一次,孟京辉给黄燎原发了一个短信,说我们是不是失败了,他回答,人类一直是失败的。“我就觉得和成功无关,不能用成功失败来触摸我们的人生。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不管成功和失败,我们对未来的设计是什么,对未来戏剧的设计是什么,这其实很重要。”孟京辉说。


张献认为,自己现在分阶段的做戏剧,就是不断在反思。“全世界有比我们艰苦的人,你知道波黑、叙利亚的人怎么做戏剧吗?波黑戏剧家演出的时候,观众得冒险越过狙击手的火线进入房间看戏。”



年底,我们打算在杭州演出沉浸式戏剧《死水边的美人鱼》,不售票,由我们来挑观众。”讲到下一步计划,孟京辉卖了个关子。总之,每一两年弄点事,故意拍一些看不懂的戏,和不故意地拍一些看得懂的戏,如果说要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就是想把戏剧和戏剧节,再做得好玩一点。

给年轻人更多发挥自己能力的空间,看看能不能发酵出我们年轻时代扔下的一些种子。”两人相视一笑。




孟京辉导演作品

《我爱XXX》


︱2017.9.22—2017.9.24︱

杭州蜂巢剧场






张献编剧作品

《玩坛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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